唐太宗李世民篡改史书 破坏史官独立性为后世帝王们开了个坏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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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,齐国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坚持秉笔直说,崔杼一气之下杀死了太史兄弟三人,但老四仍然“前仆后继”,不改初衷,弄得崔杼没办法,只得认命。

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,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。一方面,他在灭隋的战争中功劳卓越,称帝后开创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“贞观之治”,但另一方面,他又是个血腥的杀手,发动“玄武门兵变”杀死的自己的亲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;更过分的是,他为了防止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后代报复,将二人的子孙全部杀死,一改慈善、大度形象。李渊将李世民立为太子,是在血腥中被迫做出的决定,并且不久就“禅让”给他。但在许多史书中,却将李世民的这一血腥宫廷政变写成李世民是“无奈之举”,让人不得不怀疑,李世民篡改了国史。

唐太宗李世民

许多事实证明,唐太宗确实篡改了国史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,千古一帝李世民,成为这一名言的始作佣者。

温大雅给李世民“曝了光”

在李世民称帝之前,中国的史官具有无可比拟的“独立性”,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里曾经有两句是专门称赞史官的,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”。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,齐国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坚持秉笔直说,崔杼一气之下杀死了太史兄弟三人,但老四仍然“前仆后继”,不改初衷,弄得崔杼没办法,只得认命;晋国的史官董狐也是这样,赵穿、赵盾兄弟弑杀了晋灵公,董狐不顾赵盾的解释,照样秉笔直书。唐太宗称帝后,曾经问过负责写皇帝起居注的褚遂良,褚遂良向他解释:“设立起居郎的职务,如同古代的史官,善行恶行都要记录在案,以督促皇帝不犯错”。唐太宗要求看看史官怎么写的,褚遂良说:我从未听说皇帝本人要看这些内容的。”,唐太宗追问“如果我有不好的言论、行为,你也要记下来吗?”,褚遂良表示了肯定:这是我的职责所在,您的一言一行,我都要记下来。

董狐直笔

史官的“独立性”让唐太宗害了怕,他最怕留下“千古骂名”,因此改革了史官制度。我们看到了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以及宋代的《资治通鉴》,都记载着李世民的英明神武,多褒义之词,甚至将“玄武门之变”也美化成了李世民的无奈之举,好象李建成、李元吉及其子孙后代都该死,李渊早该禅位。但纸包不住火,在李世民称帝前,亲自参加过反隋起义的温大雅曾经写过一本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,记录了李渊、李世民反隋的真实历史。温大雅的父亲是北齐文林馆学士,温大雅本人是隋朝的东宫学士、长安县尉,后成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,他所写的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基本上是随军日记,具有真实性。在这本书里,李渊才是大唐创业的主要谋划者及实施者,而李世民充其量是一名优秀的配角。温大雅的这本书,给李世民的光辉形象曝了光。我们可以想象,如果做为主帅的李渊那么无能,作为太子的李建成及一方将军的李元吉那么废物,仅靠李世民一己之力,怎么会打下唐朝的万里江山。

李世民的政绩与内疚有关

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称帝后,确实开创的“贞观之治”的大好局面,李世民善于纳谏,尤其善待李建成原来的僚属魏征,称他为一面“人镜”。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是非”的名言就来自于这一对君臣。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善于纳谏者,笔者认为:李世民确实想成为一代名君,以此证明他上台后的国家治理,比李建成、李元吉强得多。他要用强大的政绩,得到人们对他杀兄灭弟、逼父禅位行为的原谅。李世民确实做到了,但他的政绩有一个重大原因缘于“内疚”,他是在弥补过错。

玄武门之变

李世民在晚年曾经著《帝范》一书教戒太子李治,这是他真实心情的流露。他对太子李治说:“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,像我这样,是绝对不能效法的。……我自从登基以来,所犯过失是很多的”。李世民虽然没有跟太子提他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的事,但可以想象,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他不让太子效法英明神武的他,从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他内心矛盾的心理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李世民雄才大略,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呢?

李世民的“史官改革”掩耳盗铃

李世民为了不给后人留下千古骂名,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他用权力强行亲看史官写的史书,并对史官写的史书提出“合理化建议”,让其按他的意图修改。金口御言,谁敢不听呢?为了从制度上参与史官编写史书,李世民剥夺了史官独立写史的权力,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,负责修撰前朝史书。为了更加放心,李世民甚至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,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史,并由宰相监修。

唐太宗李世民

经过李世民的改革,史馆成为他直接控制的门下省常设机构,写史成了“写作业”,哪个不听,哪敢不从?而且,李世民经常亲自监督,视察史官们的工作情况,于是史官长达千年的独立性被李世民一朝破坏。李世民之后,我们很难再看到真实的历史。现在我们看到的,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,是非黑白,只能从字里行间,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分析,得出最接近于事实的结论。

司马迁

在李世民之前,就连把太史令司马迁阉割的汉武帝都没有干涉司马迁的写史自由,所以我们看到的史记是接近于真实的历史。唐太宗以后,我们看到的历史,则水分很多,对于皇帝,为尊者讳,伪造了许多情节,编造了许多理由。在皇帝监督下修史,只能是伪史。在这一方面,明君李世民在历史上犯的这个大错,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修史的史学家们。